2016年中國的GDP是七十多萬億，光伏的產值是3360億元，光伏產業在中國經濟發展中的占比不大，但卻貢獻了不少智慧和“世界第一”，光伏扶貧就是其中之一。

年初老紅寫了《尷尬的“光伏農業”》，以為“2017年的中國光伏農業，一定不是發展之年，而是思考之年”，甚至以為幾年之內難再討論光伏農業的規模化發展問題。

這是因為，雖然在理論上堅持認為“光伏農業對保護18億畝紅線具有特殊價值”，但在現實中面對“強大資本支持的農光互補占地現象的涌現，如果你是18億畝土地紅線保護者的國土資源部官員，除了說‘NO’又該當如何?”的問題，老紅以為要找到讓國土部對光伏農業說“yes”的理由，至少需要幾年時間。

受此影響，多個巨額投資的光伏農業項目被拆除，只見多家光伏企業大談光伏農業案例卻不見大力發展光伏農業業務，中國光伏農業工作委員會副會長單位的豫新、朗禾的業務發展也一時遭遇政策“瓶頸”。

沒想到的是，光伏扶貧為光伏農業打開了一扇窗戶。

國家始終重視扶貧工作，這兩年尤為突出，但是一直缺乏長效機制。是光伏扶貧給出了一個最好的解決方案——不是“輸血”，而是長達25年的“造血”。到那時，我國已經接近成為“社會主義現代化強國”了。于是光伏扶貧的特殊價值得到了習總書記的認可，被中央媒體多次播報，被國家寫進扶貧文件，也使得最敏感的光伏農業用地問題得以必要修正。

9月底，國土資源部、國家能源局、國務院扶貧辦聯合發布了《關于支持光伏扶貧和規范光伏發電產業用地的意見》，明確“使用未利用地的，光伏方陣用地部分可按原地類認定，不改變土地用途，用地允許以租賃等方式取得”。

限制光伏農業規模化發展的，早已不是技術問題，而是用地政策問題。最佳的光伏扶貧形式是建立在成熟的光伏農業基礎之上的，國土部對光伏扶貧用地的認可，國家扶貧辦對村級光伏扶貧電站形式的認可，使得光伏扶貧成為一個規模市場，也為光伏農業打開了一扇規模發展的窗戶。

是光伏農業幫助光伏扶貧實現了政策的市場化落地。

讓指導市場的政策市場化的落地，是政策落實的最高境界。光伏扶貧就是讓扶貧政策市場化落地的最優形式，而光伏農業又是光伏扶貧的最優實現形式。

是光伏企業多年、多種形式的努力，確立了光伏農業的農業和發電兩項收益的價值，進而成為光伏扶貧的最優形式;是國家的重視和探討，確立了光伏扶貧的巨大市場需求，進而成就了一些光伏企業獨特的商業模式。這兩大因素，讓光伏扶貧成為一個市場行為。

有消息說，今明兩年有近20GW的光伏扶貧市場空間，今年共有7個省把光伏補貼指標全部用于扶貧。所以有這樣的結果，所以能把光伏扶貧的理論市場變為現實市場，是所有光伏企業努力的結果，其中中利集團又做出了特殊的貢獻。

一年前，在對光伏農業長時間關注的基礎上，老紅與中國農業大學副校長張建華有了這樣共同的認知：現有用地政策讓光伏農業一時難有規模、持續發展的可能。只有什么時候成功的農業企業開始對光伏有了興趣，光伏農業才有可能突破土地政策限制成為可能。這是因為面對光伏農業市場，農業思維和資本思維的靈魂是不一樣的。老紅請張建華幫助尋找這樣的農業企業。

這樣的農業企業還沒找到，卻遇到了中利這樣的光伏企業。

中利的光伏扶貧業務所以能夠贏得國家有關部門的認可，促進了《關于支持光伏扶貧和規范光伏發電產業用地的意見》的出臺，老紅以為關鍵點在于：相同的是光伏扶貧業務的形式，不同的是光伏扶貧業務的靈魂。具體表現在三個方面：

愛土地、懂農業。同是做光伏農業，從農業角度出發和從資本角度出發，結果是不一樣的。中利的王柏興出生在農村，對土地和莊稼長的好壞有著不容一絲虛假的情感。

光伏農業是戰略不單是商機。同是做光伏農業，是企業發展戰略驅動還是市場機會驅動，結果也是不一樣的。早在2010年，中利的光伏組件生產企業還在建設中，中利的農業+光伏項目就已經在建設中了。要做光伏終端市場，要做與農業相關的光伏終端市場是王柏興選擇光伏產業時就在思考的問題。

光伏扶貧不是一個賺大錢的買賣。同是做光伏扶貧，是追求利潤還是尋找生存之道，結果更是大不一樣。王柏興說過，通過做好扶貧業務能把自己生產的組件賣出去就是成功。

中國的扶貧工作已經進入攻堅階段，如此大規模的扶貧是中國共產黨人對人類進步的貢獻，光伏扶貧則是光伏企業對中國扶貧工作的特殊貢獻。

這是因為，當前的光伏是一個需要政策扶持的產業，光伏扶貧更是一個政策市場，讓一個政策疊加的市場變成為一個市場化的市場，是光伏企業努力的結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