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國家的政策目標：見好就收還是乘勝前進

 

4G牌照的發放涉及很多利益相關者（政府，運營商，設備企業，終端企業，最終用戶，其他利益相關者），因此需要分析不同利益相關者的訴求。在眾多的利益相關者中，國家和運營商處于核心地位，需要重點分析他們的訴求和選擇。就國家而言，有兩個基本選擇：見好就收或者乘勝前進。

 

所謂見好就收，就是考慮到TD-SCDMA的發展已經取得了很不錯的成就，在起步晚、備受懷疑、不對稱管制等一系列不利因素干擾的情況下，仍然在我國的3G市場上占有最大的市場份額（2012年底是37%），加上TD-LTE在中移動的大力推動下，發展態勢大大好于TD-SCDMA,截止2013年1月底，全球TD-LTE商用網絡已經有13個，雖然還大大落后于LTE-FDD的132個，應該知足了，可以考慮給三家運營商都發TDD+FDD兩個牌照。所謂乘勝前進，就是不滿足于TD-SCDMA和TD-LTE已經取得的成就，而是抓住時機，對三家運營商只發TD-LTE牌照，以此推動TD-LTE的大規模應用，使之成為4G的主導技術，力爭與LTE-FDD平分天下。

 

兩種政策，各有利弊。見好就收的好處是，執行的難度比較小，不用象發展TD-SCDMA那樣，需要頂住各方面的壓力，做很多有風險而且不清楚最終結果的事情，各方面，包括國際上的勢力，也包括國內的利益相關者，相對比較容易接受。但是，任何事情都是有利有弊，見好就收政策的問題也是明顯的。從短期看，李進良教授的“國內運營商搞多種標準帶來種種弊端”一文，已經講得非常清楚。因為多種制式并存，增加了技術復雜性，也難以獲得規模效益，經濟、技術的合理性和有效性受到很大影響。與此同時，網絡安全問題也不容忽視。我們同意李教授的看法。我訪問斯坦福大學時，那里的專家對我們發3個3G牌照就非常不理解。

 

我們的觀點是，見好就收政策的長遠問題可能更大：在電信產業重蹈覆轍，自主技術創新半途而廢，提高本土企業技術能力和市場競爭力的希望化為泡影。我們的研究表明，我國技術創新成效不大，最根本的原因不是技術開發不出來，而是缺乏對本土技術的市場支持。這同日本、韓國經濟和技術追趕的經歷截然不同。他們的經驗表明，對于處于追趕過程中的國家而言，為本土企業、本土技術提供相當的市場保護，可能是成功追趕的必要條件。比如，著名創新學者、MIT教授CUSUMANO的研究表明，從1960年開始的大約20年中，日本轎車進口只占國內銷售的1％左右。CUSUMANO進一步指出：日本政府的一項政策，即通過限制轎車進口保護國內企業，就使得一項原本肯定會失敗的事業變成了一項利潤非常高的事業，而這就告訴我們一個非常明顯但非常關鍵的關系：尼桑、豐田，以及整個日本轎車工業成功的一個主要原因是國內市場的保護。換句話說，開放市場不是提高本土企業競爭力的必要條件，市場保護也不是國內企業競爭力弱的根本原因。這一研究結論，值得我們深思。

 

這里有一個非常關鍵的問題需要認識清楚，就是政府政策的出發點是什么。西方發達國家的建議是，自由競爭，“技術中立論”和“市場決定論”。非常有意思的是，美國對中興、華為的調查還在沸沸揚揚，最近幾個月，歐盟有關單位和人士就對中國提出了這樣的要求：中國政府必須保證歐洲企業在中國的市場份額。由此可見，真正需要思考的是，為什么需要“技術中立論”和“市場決定論”？“技術中立論”和“市場決定論”真能夠保證中國的利益嗎？如果是這樣，美國、歐盟為什么不是在所有場合都堅持“技術中立論”和“市場決定論”？核心問題，還是各自的利益。在這一點上，丁守謙教授在“TD是實現中國夢的一個契機”一文中提出的“大國崛起的歷史經驗值得借鑒”這一觀點，是非常有見地的。

上面的分析也表明，乘勝前進的政策也是各有利弊：利是可以進一步增強本土企業的技術能力和競爭力，真正使我國的電信產業做到既大又強，甚至可以為自主創新的有效開展提供借鑒。不利之處是，就象當初發展TD-SCDMA一樣，可能會受到各方面的懷疑，甚至國際上的壓力，因而需要艱苦的努力，雖然情況已經比TD-SCDMA那時已經好多了，比如國際上已經不只是懷疑、反對，而是已經有很多的應用和支持。另外，從三種技術統一到一種技術，短期內可能需要比較大的投入。

 

2.企業戰略：企業的競爭優勢從何而來

 

運營商也是4G牌照發放的核心利益相關者。現在看來，分歧比較大。中移動在非常積極地推動TD-LTE，但是更希望聯通和電信也能加入到TD-LTE的陣營中。聯通、電信似乎更希望發展LTE-FDD，雖然電信提出來可以租用移動的TD-LTE網絡。有的專家非常明確地指出：“中國的4G發展原本是件毫無懸念的事情。中國電信、中國聯通并不急于上馬4G，3G網絡建設剛剛投進幾千億資金，成本還沒收回來又要發展4G，屬于賠本賺吆喝。而中國移動由于采用的3G“國產標準”TD-SCDMA相對不是很成熟，所以迫切啟動4G以擺脫被動局面。在技術選擇上，三大運營商從3G向4G的演進路線也十分清晰：移動從TD-SCDMA演進到TD-LTE，聯通和電信分別從WCDMA、CDMA2000演進到FDD-LTE。這是三大運營商模式最成熟、成本最低廉的升級路徑”。

 

純粹從企業的角度來看，三家運營商存在不同的訴求是可以理解的，因為由于歷史的原因，他們采納了三條不同的技術路線。但是,有兩個重要問題仍然需要比較深入的探討。一是發放4G牌照的時間及其影響；二是如果三家運營商都發TD-LTE牌照，結果會是什么？我們先討論第一個問題。現在的情況是，中移動2013年就要建設20萬個TD-LTE基站。如果沒有國家的強力制止，中移動的這一戰略會引起什么反應呢？正常情況下，聯通、電信將被迫盡快啟動4G的建設計劃，無論他們是選擇LTE-FDD還是TD-LTE。雖然他們3G網絡建設剛剛投進幾千億資金，成本還沒收回來，但是他們沒有別的選擇,否則就會在網絡上落后于中移動。

 

現在我們討論第二個問題：如果三家運營商都發TD-LTE牌照，結果會是什么？在進行這一討論以前，需要先做一些假設：如果聯通、電信也采用TD-LTE，相比于建設LTE-FDD網絡，會有額外的支出，這些額外的支出無論大小，究竟應該由誰來負擔。如果由聯通、電信自己負擔，可能有些困難，因為它們現在實力比較弱，盈利能力比較低。我們暫定由中央財政來負擔--需要特別說明的是，不是由中移動來負擔。在這種情況下，聯通、電信的競爭力會不會受到巨大的影響？我們的結論是，不會。理由如下。

 

第一，發展3G業務以來，相比于2G的市場地位，中移動的市場份額大幅下滑，只有37%左右，是不是因為用了TD-SCDMA這一發展相對比較晚的技術？很多人認為是這樣。應該說，在發展的早期，TD-SCDMA的相對不成熟，的確對中移動的發展造成了一定的不利影響。但是，根據一位中移動省公司領導的分析，從2011年秋天開始，在TD終端最終取得了重大突破以后，技術問題已經不是主要的問題。比如，三星的TD手機并不差。問題出在哪里？企業發展戰略的不同是很大的原因。

 

比如網絡的建設戰略。聯通采取了大規模、高速度建設3G網絡的戰略，2013年年初的基站數達到了42萬個。中移動的戰略則有很大的不同，更強調2G與3G協同，3G網絡建設相對滯后，2013年年初的基站數是28萬個左右。也就是說，在3G網絡上，聯通已經遠遠領先移動。這同2G時代完全不同，那時是移動絕對領先。尤其在北京、上海等特大城市，聯通網絡的優勢更為明顯。此外，在發展終端方面，中移動為了保證手機的質量，遵循了非常嚴格的手機檢測程序，但是時間上比競爭對手要更長，由此導致手機生產企業積極性受到影響。在手機的銷售上，中移動高度重視發展自己的渠道，結果有的渠道商擔心與他們爭利。在這種情況下，聯通的3G用戶發展比較理想是可以理解的。

 

第二，電信產業的發展模式正在發生深刻的變化，網絡本身的差異性的作用在下降。也就是說，如果都是覆蓋很好的網絡，企業的競爭優勢會越來越取決于企業發展新業務的能力，而不是網絡本身。回顧電信服務業發展的歷史，電信轉型已經提出來很多年了，雖然網絡越來越先進，但是轉型效果一直不明顯，無論是國內還是國外，情況大同小異。最近幾年，運營商一直在探索流量經營，但是缺乏具體的業務做依托，也沒有大的進展。與此形成鮮明對照的是，NTTDoCoMo在技術非常落后的情況下通過i-mode提供無線上網業務，成為行業的領先者。

進而言之，相比于互聯網企業異常活躍的業務創新，電信運營商要滯后很多。比如微信，雖然還沒有找到很好的盈利模式，但是一種很好的探索。電信運營商面臨的挑戰，按照中國電信張明天女士的看法，是不同于互聯網企業的、比較僵硬的工作思路和工作方法。換句話說，電信轉型的核心是新業務的發展，不是網絡技術的差異性。在這種情況下，三家運營商都使用TD-LTE，并不是不可以的。

 

3．政策與戰略：矛盾如何處理

 

前面的分析表明，4G牌照的發放，可能沒有人們想象的那么復雜，國家政策與企業戰略之間的矛盾也沒有人們想象的那么大。具體而言，我們認為，4G牌照的發放，真正需要考慮的是下面幾個問題。

 

第一，國家的政策選擇。我們的結論是，單純從國家的角度看，可以有兩種政策：見好就收或者乘勝前進。選擇見好就收，雖然簡單易行，但是不符合國家倡導的建設創新型國家的號召，結果是重復歷史上已經出現多次的惡性循環：即使辛辛苦苦開發出了新技術，但是政府不愿意提供強有力的市場支持，結果是產業化效果非常有限，這反過來不斷降低自主創新的信心。國家政策的正確選擇應該是乘勝前進，大力支持TD-LTE的規模化應用。

 

第二，對電信運營商的支持。如果三家電信運營商都擁有覆蓋良好的TD-LTE網絡，他們之間的競爭格局并不會發生大的變化。但是，建設TD-LTE網絡,聯通、電信的確需要支付額外的投資。在這種情況下，國家有義務給予必要的支持。換句話說，這是國家為了實現建設創新型國家必須付出的代價，付出這個代價也是值得的。

 

第三，三家運營商在都是TD-LTE網絡的情況下，主要是通過開展業務、特別是新業務進行競爭，而不是從網絡本身的差異性獲得優勢。這個時候，管理水平的高低、企業自身努力的大小、能力的高低，是更為根本的。這也可以更好體現市場競爭的本意。